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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转破产清算后重整计划的效力——兼论

来源:贝搏体育网页贝搏体育下载的网址 作者:贝搏体育网页 发布时间:2022-06-30 10:16:26浏览量:6

  原标题:《重整转破产清算后重整计划的效力——兼论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三条的修改》

  点击阅读:【通知】广州市—房地产企业破产疑难问题与重整、预重整、涉税法律暨个人破产高研班 (12月24-26日)

  按语:本文是浙江省法学会破产法学研究会第一届主题征文暨关于“企业破产法的实施与完善”征文三等奖论文。

  作者徐根才系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四级高级法官,浙江省全省审判业务专家,浙江省法学会破产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破产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山东省法学会企业破产与重组研究会智库专家。

  摘要: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转入破产清算程序。这就作为另一个不同程序的案件了,却“人民法院不再另立新的案号”。重整计划中作出的债权调整的承诺失去效力。债权人因执行重整计划所受的清偿仍然有效。这“承诺失去效力”与“清偿仍然有效”悖论,与《企业破产法》第92条 “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对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和第93条重整计划在破产清算中的效力“有无之间”的立法逻辑不自洽中,折射出对重整计划定性问题。本文认为,重整计划是一种更新了的特殊合同——集体性合同,对全体债权人、债务人及债务人的股东(包括投资人)均有约束力。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破产法》第93条的修改建议。

  2015年7月,万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8公司先后向法院提出重整申请,经审查裁定受理,并同时指定管理人。

  经管理人调查,8家公司虽系独立法人,但实际控制人相同,人员、管理、资金、债务高度混同,且相互担保、互负债务。在充分征求债权人、债务人意见后,法院裁定8家公司适用实质合并原则进行合并重整。债权人数1540余户(不包括重整裁员188名职工),债权金额近10亿元。

  各表决组均通过,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模拟的破产清算条件下,普通债权清偿率为41.48%。债权调整和清偿方案:普通债权组中债权额20万以下的债权人以现金清偿,清偿率为75%;债权额20万以上的债权人以万商城内的商铺抵偿其债权金额的80%。其中,13名担保债权人组成担保债权人联合体,将5.85亿元贷款债权统一以万商城(评估价约10亿元)商铺作替代抵押,继续贷款,期限两年。释放出的万商城外破产财产变价出售,用于劳动债权及小额债权人等的现金清偿。这样,既解决了1500多位债权人的债权清偿问题,也给了债务人万商集团两年的喘息空间以再建重生。

  重整计划执行2年期限届满和经申请延长6个月重整监督期,终因没有投资人的资金投入,债务人也无能为力了。经抵押债权人申请,裁定宣告债务人破产,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此前,重整计划债权受偿方案,现金清偿的已由债务人清偿完毕;以商铺代偿的债权人通过破产审判府院联动机制的协调作用,完成了过户登记。这样,普通债权已按重整计划规定清偿完毕。

  本案中,只有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内新发生的债权: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的债权,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间为完善物业的建设工程款、所欠的职工工资、返租户租金以及货款等债权,共有400多名债权人。破产财产主要为已设定了抵押的万商城商业房产,经管理人委托评估价约为9.95亿元。经司法网拍,成交价为3.6亿元。债务人无担保其他财产,已不足职工债权的清偿。

  前面案例,是同一企业破产,重整失败转入破产清算,在适用《企业破产法》第93条时,实务操作中却发现了问题。因此,本案并没有把重整计划中“债权未受清偿的部分作为破产债权”。这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如若将重整程序中已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成清偿的1700多个债权人加入到破产清算程序中400多名债权人队伍中,不仅使已得到清偿平稳安心的债权人新生躁动,更会加剧破产清算程序中不稳定因素。特别是在重整程序中已得75%以上清偿的1500名债权人,与破产清算程序中几乎零清偿的400多名债权人,如何做到债权平等?无异于在汛期里把长江与黄河之水潮头归入一处。实务中是不可能如此操作的,也能理性地预测如此操作后果的严重性。

  正如新论阐述的债务人进入重整程序“大门”之时:“债务人需要的是更为彻底的‘手术’,远不是业务调整所能完成的。债务人不仅需要重组其业务,也需要调整其债权债务。债务人可以通过重整计划来重新调整其债务结构与股权安排。重整计划的批准即意味着债务人以新的义务取代了原来的义务。”[3]这似乎是给本案具体问题的解决提供务实的理由,重整债权人因执行重整计划债权已完成清偿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不再参与到破产清算程序中,应当是合理的安排。

  虽然重整是一种以企业挽救复兴为目标的再建型债务清理制度,具有债务清偿与企业重组结合、私权保护与社会利益协调的特点。[4]但重整程序的利用率非常低,在美国每个财政年度的破产案件总数当中,适用第11章重整程序的案件所占的比例一般都在0.7%左右。[5]我国重整程序适用情况,截止2021年4月30日重整案件在破产案件中的占比为10.89% 。[6]即使有“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的国家政策指引因素,重整的适用率总体还是不高的,何况少了个人破产这一块。当然,也未能统计不能执行重整计划而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但足以说明进入破产程序的危困企业本就如不易救治的“危重病人”,“手术”的成功率就不高,“手术”成功后也还会有没有度过危险期的。这样的分析是想说明重整的“夭折”概率还是较大的。因此,对该案例的解剖,有利于破产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升理论。

  重整转入清算就有适用《企业破产法》第93条的必要。“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这是破产法给出对不执行重整计划的结局。问题是本条第一款之后的以下几款,鉴于重整计划执行情况每个案件是不同的,如本案例。这些条款的适用就出现了“履不适足”的情况,勉强适用难免会“削足适履”。出现这一情况,现实当然不会真正去“削足”,否则得到的结果比“无履”更糟糕,但足毕竟要凭借“履”行走的,这是法律人的常识。如何去穿,在司法实践中就成为尴尬的事了。然而“履”是为适“足”去远行的,改造“履”就成为重要的事了。本文从重整转入破产清算程序发现的具体问题,引发了对重整计划如何定性的思考,认为《破产法》第93条修改之必要,并提出修改的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93条:“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人民法院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应当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人民法院裁定终止重整计划执行的,债权人在重整计划中作出的债权调整的承诺失去效力。债权人因执行重整计划所受的清偿仍然有效,债权未受清偿的部分作为破产债权。

  前款规定的债权人,只有在其他同顺位债权人同自己所受的清偿达到同一比例时,才能继续接受分配。

  根据本条第1 款的规定,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为重整计划终止执行并由重整转入破产清算程序的原因,王卫国教授把它归结为以下两种情形:

  1.债务人不能执行重整计划。这是指执行的客观不能,即债务人本身缺乏执行重整计划的能力。造成执行不能的原因,可以是债务人自身的经济状况;也可以是客观障碍。

  2.债务人不执行重整计划。这是指执行的主观不能,即债务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或者拖延执行,债务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7]

  3.这两种情形的概括,通常情况如同人类只分为男和女一样正确。然而,没有顾及还有中性人。这就是重整计划的债权受偿方案基本执行完毕,经营方案也在执行却没有起色。对重整债权人来说是执行了,但对“以旧换新”新设定的抵押债权人、因执行重整计划产生的债权人,因为这部分债务没有清偿,其实也被视为不能执行。

  就如本案,管理人和利害关系人都希望债务人尽最大努力到达重整成功,可直到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期限临近届满,债权受偿方案基本执行完毕。却因经营方案不能执行,抵押债权人终于感到失望,也不希望再延长重整执行期限了,才果断而又不那么愿意地向人民法院请求,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法院裁定送达时,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已届满,甚至过去多日了。

  根据本条第2款的规定,人民法院裁定终止重整计划执行的,债权人在重整计划中作出的债权调整的承诺失去效力。债权人在在重整计划中作出的各种债权调整承诺,如免除部分债务、延期清偿、代物清偿等失去效力。也就是使债权恢复到重整计划以前的状态,债权人按照确认的申报种类和数额行使权利。

  本条第2款还规定,债权人因执行重整计划所受的清偿仍然有效,债权未受清偿的部分作为破产债权。债权人可以按照原来的债权额,扣除实施重整计划已受领的清偿额,以未受清偿的部分作为破产债权,按照破产清算程序行使权利,依破产分配方案参加分配。债权人因执行重整计划所受的清偿即使超过了破产分配应受的清偿,也同样是有效的,不必返还。[8]但本条第3款规定,只有在其他同顺位债权人同自己所受的清偿达到同一比例时,才能继续接受分配。这是破产法“同类债权平等对待”原则的运用。

  本条第4款规定,为重整计划的执行提供的担保继续有效。这里“为重整计划的执行提供的担保”指的是第三人对债务人执行重整计划提供的担保,包括抵押、质押、保证。为的是,给了所有为重整计划提供担保的人一个明确的预期:一旦被担保人不执行或者不能执行重整计划,无论是否转入破产清算程序,其都要履行承诺的担保责任。[9]

  《全国法院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会议纪要》)第114条,就重整期间或者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债务人因法定事由被宣告破产后的清算程序与之前重整程序的关系问题,理解认为,虽然二者在程序功能和性质上有所不同,破产法上亦为不同的两个程序。但二者前后相继存在关联,故在理解上应当视为同一案件的不同阶段。故从法院内部案件管理的角度看,本条规定此种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再另立新案号,在此基础上,本条亦规定此时原重整程序的管理人原则上应当继续履行破产清算程序中的管理人职责。[10]

  本案从2015年7月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到2017年4月裁定批准通过的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经过了21个月。自2017年4月至2019年10月,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限经延长后再次届满,经历了30个月。也就是说债务企业陷入危困进入挽救程序,再生重建的拯救努力撑了近5年时间。该案面对的是1700多个债权人,其中,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13名,除3名抵押权人的抵押物有在万商城外的,其他的抵押物都是万商城资产。破产清算万商城资产变价出售难,而且价值低。重整成功则资产增值是可期的。更何况,“最为关键的问题只有一个:对于仍有存活希望的企业,不要轻易放弃拯救的机会。”[11]因此,特别是抵押债权人期许债务人重整成功的等待,可以说耗尽了耐心。原合议庭成员3名法官,1位已调任上级法院任职,1位升任非审判岗位院领导,已退出员额。本案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无论是从重整案件结案后时间上考虑,还是从原合议庭组成人员的大幅度变动考虑,乃至从案件审理的工作量和尊重法官的劳动考虑,最后采取了另立新案号。

  2019年11月19日裁定宣告债务人破产,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到通过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归档报结时已是2021年5月27日,经历了18个月。本破产清算案件的目前纸质卷宗材料就达2000多页,电子卷宗达1000多页,后续工作还会产生卷宗材料。后续工作还有很多,至裁定管理人终止执行职务还需要一段时间。审判实务经验证明,这种情况另立新案号是完全必要的。《九民会议纪要》第114条的规定,显然是基于对《企业破产法》第93条立法精神的把握而作出的解释,但在现实中不另立新案号是有问题的。

  在重整程序中,案例已作阐述。通过的重整计划,对1540名(不包括重整裁员188名职工)债权人的债权调整方案:普通债权人确认的债权以现金清偿的按75%、以商铺抵偿的按80%计算。担保债权人17名,除4名非金融债权人以商铺全额抵偿清偿外,13名金融债权人组成担保债权人联合体与债务人以通过的重整计划重新设定抵押贷款合同。重整计划如此设定,就是为了解决1700多个债权人的债权,消除不稳定因素。留下的担保债权人联合体发挥金融优势,助力重整成功,抵押物也较清算有更大的升值,既能实现价值最大化,又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然而,当时各方信心满满、成功在握。最后,却未能达到各方所期待的结果,重整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在破产清算程序将1500多个债权人再次纳入,则是将原来平稳心安的债权人激活100%满足的情绪。而在破产财产大多设定了担保物权,破产清算普通债权人的债权清偿比例几乎为零的情况下。这些债权人要想继续接受分配,只是赔上时间的失望甚至带来不满。现实却是本案1500多名债权人,没有一个就未受清偿的部分来破产清算程序中申报债权。

  因此,必须要从法律上承认经过批准的重整计划具有免除或调整债务的正式效力,由此形成一种稳定的商业预期。尤为重要的是确保反对重整计划或者未能参加重整程序的债权人完全遵守重整条款。如果重整计划无法获得终局性效力,那么相关投资人、贷款提供者、雇员、供货商以及其他关键利害人都不会有动力作出重整成功所必需的承诺。在某些国家(例如加拿大),获得批准的重整计划更近似于一项合同而非司法命令,但其本质完全废弃原有债权债务关系而根据重整计划重建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12]在美国破产法上,重整计划被视为债务人、债权人及其债务人的股东之间达成的一种更新了的特殊合同。[13]

  在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时,合议庭就对此与管理人进行研究。认为已按重整计划规定清偿的债权视为已经履行完毕,该等债权人与破产企业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并就此决定对本案的实质性影响作了评估:这样的决定,并没有违反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对于该等债权人的利益和其他利害关系人也没有损害。但于第93条的“债权未受清偿的部分作为破产债权”是相悖的。

  该案的重整计划内容里,首次采用了担保债权人联合体续贷模式。将未清偿的债权部分作为新的贷款(借款)本金,债权人联合体的新的贷款期限延长至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之日起两年,利息每年度支付一次。作为重整计划的一项内容:“经法院裁定之日起,有财产担保权的原担保物均解除抵押,债务人以万商城的商铺为该贷款提供新的抵押担保,各债权人不区分抵押顺位,按照新的贷款本金所占债权人联合体部金额的比例,在新的抵押物价值范围内按份享有抵押权利。” 重整计划草案经债权人联合体组表决通过,其他债权组也通过。通过的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后,债权人联合体与债务人并办理了抵押登记。这应理解为新的抵押借款合同,自然合法有效,对联合体债权人和债务人有拘束力;当然重整计划,对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但与破产法第93条第4款规定,为重整计划的执行提供的担保继续有效,是有很大区别的,也是不同性质的。本条规定的是第三人对债务人执行重整计划提供担保,而债务人提供给债权人联合体的是替代担保,调整的结果既有利于其他债权人(当然也包括联合体债权人)的债权清偿,也体现债权人联合体意思自治(分组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形式),是一种债务人自担保的延续性合同。

  正如调研报告指出:“一部完备、实用、高效的破产法不仅能使困境公司得以再生、工作岗位得以保留,而且能以更低的资金成本来维持金融市场的活跃、促进经济的增长。”[14]也要能让通过重整努力不能再生的困境企业,顺利便捷地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而退出市场。由重整转入破产清算程序,具体案件审理中却发现,《企业破产法》第93条的规定,存在确有修改的必要:

  “人民法院裁定终止重整计划执行的,债权人在重整计划中作出的债权调整的承诺失去效力。” 这里“债权调整”,是债权人对债务人要约的承诺吗?如果这承诺可以撤回或者视为撤销,那么债务人的要约也等同,也就得出重整计划无效,回复到重整前的原始状态。如果这样地理解,那么该款的后面“债权人因执行重整计划所受的清偿仍然有效,债权未受清偿的部分作为破产债权。”就不好理解了。为什么对债权人“因执行重整计划所受的清偿仍然有效”?这似乎对债务人和“其他同顺位债权人”没有公平对待。这也与《企业破产法》第92条规定“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对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存在立法逻辑上的不自洽。虽然后续破产清算程序是作为原来重整程序的一部分,还是被视为一个独立开始的破产清算程序,存在不同的观点。但《九民会议纪要》的理解认为:“应当视为同一个破产案件的不同阶段。”[15]既然是“同一个破产案件”,则重整计划又怎么在前阶段“均有约束力”,在后阶段又“失去效力”呢?何况,重整计划是债权人会议通过的经法院裁定的法律事实。即使在不同的程序中,这“法律事实”也不会因程序而变得不同。

  虽然,重整计划尽管具有一定的合同属性,但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民商事合同。它是依照法定程序以集体决议和司法裁定的方式形成的涉及多方主体和多重法律关系的文件。[16]但重整计划在性质上属于利害关系人之间的一种特殊合同,应当注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17]既然重整计划是债务人、债权人以及相关利害关系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并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当然对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均有拘束力。合同之所以有效并拘束当事人,乃是由于意思自治之结果。比如法国民法第1134条第1款:“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相当于法律的效力。”[18]意思自治的核心在于民事主体能够依照自己的意思引起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变动。[19]破产程序中公权力也应尊重债权人等的私法自治。债务人不能或不执行重整计划,是合同的不履行,但合同的不履行与合同的效力无关。实际上,当事人的意志能够产生法律拘束力是以违约责任制度的存在为前提的,正是因为有责任的强制性作为保障,当事人的合意才能够像一把“法锁”一样拘束着他们自己。[20]而对债务人不能或不执行重整计划,法律赋予管理人或利害关系人请求人民法院宣告债务人破产,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这对债务人来说是“宣判死刑”,是最不利的后果。

  这也涉及对于重整计划定性,重整计划的表决通过,体现的是债权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即使是法院强制批准,其实在体现社会利益的同时,也会体现当事人的部分意志。因此,在美国破产法上,重整计划被视为债务人、债权人及债务人的股东之间达成的一种更新了的特殊合同。这种观点也构成了美国破产重整制度的基础理念之一。它意味着,一旦重整计划获得批准,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均将被替代,并且这种替代是终局的。以债务人为例,其原来所负的债务将会被免除。也就是说,即使重整计划无法履行,甚至再次进入破产程序,利害关系人也只能依据重整计划主张权利。后续的破产案件是新的破产案件,而非原来案件的延续,因为重整计划获得批准之后,原案件就已经终结。[21]

  这里“未受清偿债权”,是指重整债权人在重整程序中认定的债权额,扣除实施重整计划已受领的清偿额的余额。这余额(也就是未受清偿的部分)作为破产清算程序中的破产债权。这类债权人,“只有在其他同顺位债权人同自己所受的清偿达到同一比例时,才能继续接受分配。”据此法条理解,立法者显然是考虑进入破产程序后,除了原来重整未受清偿部分的债权人,还有在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债权人,也就是“其他同顺位债权人”。

  根据破产法“对同一类的债权平等对待”的原则,同类债权的债权人应当按照相同的比例接受清偿。同比例受偿的规则,在同类债权人先前受偿存在比例差别的情况下,应当首先对受偿比例较低的债权进行补差,直到所有的同类债权人达到相同起点,再进行统一的比例分配。因此。本条第3款规定,只有在其他债权同自己所受的清偿达到同一比例时,才能继续接受分配。[22]基于上述的理解,本案的重整程序中的债权人的债权清偿比例是75%。而破产清算程序中的“其他同顺位债权人”的债权清偿比例为零。那么该“其他同顺位债权人”,也就是破产清算程序中的400多名债权人,是否可以逆向推论,有权要求重整程序的1500多名债权人,把已经受偿的清偿比例75%债权额,进行统一归堆后,再统一按比例分配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本条的第2款后半句“债权人因执行重整计划所受的清偿仍然有效,债权未受清偿的部分作为破产债权。”显然重整的债权人可以保住既得利益,还有可能在破产程序中再分到“一匙羹”。

  那么,这样的法条只有在破产清算程序中,破产财产仍有足够多,新的债权人的债权金额明显少于可供分配财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达到立法者预想的结果。但《破产法》第87条第2款第(三)项,按照重整计划草案,普通债权所获得的清偿比例,不低于其在重整计划被提请批准时依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的清偿比例,或者该表决组已经通过重整方案。依据该条款“低于比例清偿”的可能性只有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下:一种表决通过重整计划债权受偿比例自愿低于破产清算程序;一种是破产财产变价时市场奇高。然而,前种情况显然低估了债权人的智商(在破产已经减损权利再自愿在法律底线以下再减有可能吗?),后种情况显然是不符合商人的性格(债务人在市场有利情况下怎么会不执行重整计划呢?)。现实中不低于其在重整计划被提请批准时依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的清偿比例,才是债权人基于人性的诉求。如此,反观到本案,原有法条是难以取得立法者想要结果的,且更有可能引发立法者不想要的事件发生。这种可能就是会引发群体信访,而且难以化解的困境。因此,立法明确规定重整计划为一种集体性合同是必要的。

  本条第1款规定,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人民法院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应当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其实,在重整不能的情况下,债权人最为关心的是债务人进入破产清算,使其债权的能够得到尽快的清偿,以了结债权。在已经出现“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的事实,没有必要再下裁定去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而以程序逻辑的进路应是先裁定进入清算程序,同时或者另宣告债务人破产。

  法官注意到的是,原重整案件早已结案。现在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无论是习惯做法,还是规范办案、便于查找卷宗,抑或法官绩效的考核,都应新立个案号,使得破产清算程序中产生的所有案卷材料,有个案号下的归属,以便区分案件的类型和次序[23]。

  再说《九民会议纪要》第114 条第3款:“重整程序因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而终止的,重整案件可作结案处理。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管理人等利害关系人的申请,作出重整程序终结的裁定。”既然“重整案件可作结案处理”,则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而终止重整程序后,当然也就报结该重整案件,卷宗也按要求及时归档了。这样在重整不能,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并宣告破产,另立新案号既有必要,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至于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人民法院是否可以依申请作出重整程序终结裁定的规定,纪要起草过程中也存有一定的争议。反对观点认为,企业破产法仅规定程序终止的情形,未规定重整程序的终结,如法院出具终结裁定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容易引起歧义的理解,即误认为在此之前均属于重整程序,均应适用企业破产法关于集中管辖、管理人代表诉讼等规定,这与纪要中明确的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原则上不适用集中管辖的规定相左。[24]其实,这种情况,应参照《企业破产法》第122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破产程序法律文书样式(试行)》的文书样式47,法院作出决定:以决定书的形式决定管理人终止执行职务。[25]这样,也就避免了司法解释与纪要的前后不一致的矛盾了。

  基于上述的分析,修改时,应在《企业破产法》相应的章节里明确重整计划的性质。这就是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有替代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的效力。重整计划作为债务人、债权人及债务人的股东(包括投资人)之间达成的一种更新了的特殊合同——集体性合同。这种替代是终局性的,即重整计划这种集体性合同,对全体债权人、债务人及债务人的股东(包括投资人)均有约束力。“也就是说,即使重整计划无法履行,甚至再次进入破产程序,利害人系人也只能依照重整计划主张权利。”[26]

  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人民法院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应当裁定破产清算,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人民法院裁定破产清算的,利害人系人依照重整计划主张权利,债权人因执行重整计划债权未受清偿的部分作为破产债权,与其他同顺位债权人同等对待接受分配。

  其理由前面已阐述,这里只是总的概括一句:既然视重整计划为集体性合同,且由企业破产法条文明确的,则债权人因执行重整计划所受的清偿为接受集体性之清偿,无企业破产法规定的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而有撤销之适用问题。余则顺理成章不需要说明了。

  法的修订是一个系统工程,应综合考虑,系统兼顾,在法律实践和广泛调研总结的基础上,广罗发现的漏洞,集中成功的经验,以“纲举目张”的方式,发现“网破”和“网漏”之处,进行逐处修正,这种修正不能理解为补渔网,而是要考虑,法律之网能否覆盖整个现有及可预测的将来要发生之事,也就是要规范的法律实施之目的的行为。以达到必要的行为,都可以找到法律规范的依据,也就是有法可依。

  对于企业破产法来说,应体现挽救和退出功能,能拯救的应救尽救;对于必须退出市场的,按照优胜劣汰的法则,应及时退出。同时,要考虑社会目的、社会成本、社会稳定,以简便快捷的方式处理。兼顾公平与效率,在效率中体现公平,在公平看出效率,得到稳定。

  [1]注:引用案例来源于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2015)衢江破字第3、4、5、6、7、8、9、10号(2017年4月27日)。

  [2]注:引用案例来源于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2019)浙0881破32、33、34、35、36、37、38、39号(2021年5月27日)。

  [3][美]查尔斯﹒J.泰步/著:《美国破产法新论》(第3版),韩长印 何欢 王之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2017年版,第1149页。

  [4]参见王欣新著:《破产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19年版,第284-286页。

  [5]大卫·G·E爱泼斯坦 史蒂夫·H·尼克勒斯 詹姆斯·J·怀特著:《美国破产法》,韩长印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第5页。

  [6]2021年5月25日,由Alphap案例库对案由为“申请破产清算”、“申请破产重整”、“申请破产和解”,不限地域、时间截止2021年4月30日的裁判文书进行检索,全国破产案件中申请破产清算案件16072件,占88.55%,申请破产重整案件1976件,占10.89%,申请破产和解案件102件,占0.56%。感谢杨俊芳女士提供检索。

  [7]参见王卫国著:《破产法精义》(第二版),法律出版社出版,2020年4月,第305页。

  [8]许胜锋编著:《企业破产法注释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2020年版,第583页。

  [10]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2019年版,第578页。

  [11][美]杰伊·劳伦·韦斯特布鲁克 [美] 查尔斯·布斯[德]克里斯拖弗·保勒斯 [英]哈里·拉贾克/著:《商事破产全球视野下的比较分析》, 王之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2018年,第105页。

  [13]韩长印主编:《破产法学》(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版,第256页。

  [14]美国破产法协会:《美国破产重整制度改革调研报告》,何欢 韩长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版,第1页。

  [18]参见韩世远著:《合同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出版,2011年版,第154-155页。

  [1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一],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2020年版, 第25页。

  [20]参见王利明著:《违约责任论》(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版,第1页。

  [2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案件案号的若干规定》(2019年1月1日),第一条 本规定据称的案号是指用于区分各级法院办理案件的类型和次序的简要标识,由中文、阿拉伯数字及括号组成。

  [2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破产法解释(一)﹒破产法解释(二)】,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2013年版,第7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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