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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浅论管理人解除合同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范围 —— 一个破产法与民法典的交叉

来源:贝搏体育网页贝搏体育下载的网址 作者:贝搏体育网页 发布时间:2022-06-27 05:42:09浏览量:16

  原标题:【观点】浅论管理人解除合同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范围 —— 一个破产法与民法典的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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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赋予管理人解除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双方均未履行完毕合同的权利,同时该法第五十三条赋予被解除合同的相对方以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实践中对该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性质存在认识上的不同,特别是该损害赔偿请求权和当事人双方约定的违约金之间关系的厘清,存在争论。本文通过对损害的本质进行研究,从而考察在此情况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性质和其范围,进而界定其与当事人约定违约金请求权的关系。

  《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了管理人对待履行合同的解除权,同时第五十四条规定了债权人得以因管理人解除待履行合同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而在实践中,当事人常常因对管理人解除合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范围有不同理解而产生争议。

  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内容,学术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分别是“破产解除免责说”、“实际损失补偿说”和“可得利益赔偿说”。“破产解除免责说”认为因管理人解除待履行合同所产生的损害赔偿,不得作为破产债权而对破产财团行使权利。[1]该说认为债务人破产构成民法上的免责事由。“实际损失补偿说”认为破产制度的立法目的即为减轻债务人负担,若允许债权人主张全部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违背这一立法目的。[2]该说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五条所采纳。[3]晚近以来,也有学者提出该损害赔偿范围不仅包括实际损失,还应包括可得利益,在不重复计算的前提下,债权人申报的损害赔偿范围可以同时包括实际损失、可得利益、甚至信赖利益。[4]

  但当该问题进入实务领域,问题又将转化为,管理人解除合同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与当事人约定的违约责任(特别是违约金)条款的关系。这一问题本来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确定地作出了调整,[5]有法院援引上述条款,对债权人主张的违约金请求权和定金罚则不予支持。[6]也有法院对该情形下的违约金请求权中惩罚性违约金的部分作为劣后债权。[7]也有法院依据合同约定支持债权人的违约金请求权。[8]因此,因管理人解除合同导致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和当事人事先约定的违约金请求权关系为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开始本文论题之前,还需解决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即解除合同的效力是否具有追溯力,这是另一个复杂的论题本文限于篇幅不在此展开论述,仅在此提示读者,本文采取管理人解除合同不具有追溯力的观点。

  破产法作为一门特别法,很多基础法律概念必须依据其他基础民事法律概念进行解释和理解,损害这一概念并非破产法调整领域内独有的现象,应当依据基本民法原理进行规范理解。

  学界对于损害本质的理解,大体上有三种认识,即差额说、组织说和事实说。[9]本文赞同事实说的观点,损害应当是一种事实状态,主体全部具有不可侵害性的合法权益遭受的任何行为,使之达到不完满的状态,均应称之为损害。理由是差额说和组织说都关注损害的构成,这实际上是涉及到损害赔偿计算的问题,而非损害的本质。例如,差额说认为损害即等于利益,要求受损害人将受损前后的财产状况差额计算赔偿范围,[10]在本文语境中,待履行合同一定会产生利益,但解除该合同却并不必然导致损害的发生,因此该说并不能揭示损害的本质为何,且在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时又因其方法的抽象性而难以实际操作;组织说则是建立在差额说之上的观点,该说关注损害的组成是各成分所组成,强调客观损害、真实损害和直接损害,[11]和差额说一致,该说解决的仍然是范围问题,而非损害的实质。

  损害既然为一种事实状态,则造成这种损害的行为可能是违法行为、违约行为、事实行为以及合法行为。[12]合法行为导致的损害,例如征收、征用等行政行为导致行政相对人的某种事实上的损害。特征在于,该行为是依据法律规定而作出的,该行为在事实上导致了相对方的权利或权益处于不完满的状态。基于上述理解,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解除待履行合同若造成了损害,即是由于合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

  正确理解损害赔偿的内涵,对于明晰损害赔偿请求权范围至关重要。基于前文论述,可以推导出损害赔偿责任的含义为:使受害人合法权益不完满的状态得到填补的责任。在《民法典》的体系下,损害赔偿主要体现在违约损害赔偿和侵权损害赔偿。

  在合同法领域,损害赔偿通常与赔偿损失通用,即指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时赔偿债权人所受损失的责任。[13]此时赔偿的方法包括了“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显然这是两种损害赔偿责任承担的方式。除此之外,违反先合同义务也将造成相对方的损失,即缔约过失责任,从而产生赔偿责任,[14]根据前文的观点,这种赔偿责任也应归入到损害赔偿责任。合同履行障碍中的不可抗力和情事变更也可能导致合同相对方产生损失,但这种损害的造成并非当事人原因,具有不可责难性,故而相应免除全部或部分的损害赔偿责任。可见,损害赔偿在合同法法律概念中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作为包括了违约责任在内的赔偿责任,二是作为承担违约责任的一种方式。

  对于合同解除后损害赔偿的性质,有三种认识,一是违约损害赔偿,二是侵权损害赔偿,三是违约损害赔偿和侵权损害赔偿的结合。[15]本文不赞同前两种认识,理由是,损害是一种客观事实,导致损害的原因具有多样性,若由于违约行为导致损害的产生,该损害赔偿的性质即为违约损害赔偿;而在合法行为或其他非违约行为导致损害发生的场合下,违约行为既不存在,如何导致违约损害赔偿呢?侵权损害赔偿的局限性亦同理。因此具体一项损害赔偿请求权其性质为何,需关注导致损害发生的原因。在管理人解除待履行合同的情况下,解除权的行使具有合法性,而该合法性可以阻断因此产生的债务不履行的违约责任,因此本文语境下的损害赔偿的性质并非违约损害赔偿。

  在传统侵权法体系中,一般认为侵权法保护的是绝对民事权利,[16]且侵权责任的承担有严密的归责体系,一般应当满足侵权行为、损害、因果关系和过错四个构成要件。《民法典》修改原《侵权责任法》后,直接将侵权责任的保护范围改为概括式,不再是原来的列举式,即《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保护范围是他人“民事权益”,债权当然已纳入侵权法保护范畴,并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17]事实上,对于侵害债权应由侵权法调整在学术界是有清晰认识的。[18]但侵害债权制度准确的表述应为“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即侵害行为必须是债权关系之外的第三人作出。[19]其符合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即侵权行为、损害、因果关系和过错,其中过错可以解释为:(1)在主观要件为故意时,不论行为人以何种方式知悉债权的存在而为侵权行为,均构成过错;(2)主观要件为重大过失时,行为人在严重违反一般的注意义务而使他人债权收到损害时,构成过错;(3)主观要件为一般过失时,只有他人债权以登记等公权力方式可为公众知晓时,才可构成过错。[20]基于前述债权侵权责任的特征,管理人解除待履行合同的场合,往往是直接对合同相对方造成损害,不满足债权关系之外的第三人条件;并且如果认为管理人解除待履行合同的合法性可以阻却违约责任,也应当同样认为其可以阻却侵权责任,因此过错要件亦不满足。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管理人解除待履行合同所导致的损害赔偿责任既非违约损害赔偿,也不是侵权损害赔偿,只是一种事实上的合同不能履行的损害赔偿,且该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内容只能是损害赔偿金。

  但是在特殊情况下,该损害赔偿请求权可能具有侵权损害赔偿的性质。例如,在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融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基于承租人的选择向出卖方购买了特定的物但尚未交付,承租人的破产申请被法院裁定受理,管理人依法解除了该合同,该特定的出租物无法向其他人出租因此出租人选择解除买卖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在此情形下,管理人解除待履行合同的行为客观上看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三条规定的第三人违约的情形,但依据违约责任的相对性,[21]应当由出租人向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纠纷按照法律规定或约定处理。然而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合同已合法解除,出租人只能依照《破产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以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此时损害赔偿请求权具有事实损害赔偿或侵权损害赔偿的性质。具体而言,在此种情形下,第三人侵害债权的主体要件、客观要件、因果关系要件均已具备,判断该损害赔偿性质的关键在于主观要件的考察,也即管理人解除待履行合同的行为是否具有故意、重大过失或者过失。本文认为管理人解除待履行合同乃法律赋予的职权,同时也是为破产财产保值增值提供保障的制度,主观上不涉及故意、重大过失或者过失这三类过错,而应是超出比例原则行使解除权这一过错。申言之即,管理人行使解除权具有合法性,该合法性虽可以阻断故意、重大过失或者过失三种过错形态,但该合法性自身亦存在限制,这种限制就是管理人行使解除权应遵循比例原则。若管理人不经审慎考察而机械适用法律造成损害过大,则应当符合过错的主观要件,满足承担侵权损害赔偿的全部要件。例如在不动产租赁合同中,承租人与其他人就该不动产达成了合作协议,出租人破产申请受理后,管理人为处置资产直接解除该租赁合同即存在超出比例原则行使解除权的可能。因为第一按照《民法典》的规制,承租人拥有在同等购买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管理人直接解除租赁合同的行为剥夺了承租人的该项权利;第二在资产处置之前继续履行租赁合同不仅不会减少债务人财产,反而可以收取租金增加债务人财产;第三附带租赁合同处置资产并非绝对减少债务人财产,即“买卖不破租赁原则”。

  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为:完全赔偿原则、禁止得利原则。[22]完全赔偿原则要求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范围包括信赖利益损害赔偿、可得利益损害赔偿、维持利益损害赔偿;[23]禁止得利原则要求损害赔偿请求权范围不包括惩罚性赔偿,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信赖利益损失是指相对人因信赖法律行为的有效性而遭受的损失,[24]并以履行利益为最高限额。例如合同相对方为准备履行合同义务和行使合同权利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缔约过程中发生的必要费用等。在管理人解除待履行合同后,造成合同相对方的信赖利益损失是实际发生的,理应包括在解除待履行合同损害赔偿请求权范围之内。

  可得利益损失是指相对人因损害发生本应增加而未获得增加的利益损失,例如合同依约履行后的利润因合同解除而落空所遭受的损失。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规定在《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而该条规定的实际是违约责任,只有合同在违约解除的场合下才产生可得利益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基于本文观点,管理人解除待履行合同导致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其性质并非违约损害赔偿,因此该条不能作为相对方的请求权基础,因此本文认为可得利益损失不应包含在解除待履行合同损害赔偿请求权之内。

  维持利益损失是指权利人的固有利益(主要指身体权利和所有权)因他人违反保护义务所遭受的损失,该损失对应的实际是侵权损害,虽然固有利益是否能解释为债权有待商榷,但基于前文观点,债权也受侵权法保护,因此本文认为固有利益可以扩大解释至债权。在管理人行使解除权超出比例原则的情况下可能产生侵权损害赔偿,因此维持利益损失只有在特定情形下才能纳入解除待履行合同损害赔偿请求权范围。

  综上,本文认为,基于对解除待履行合同损害赔偿请求权本质的探寻,其范围应当是以信赖利益赔偿为基本原则,特殊情形下的维持利益赔偿为补充,可得利益损失则不包含在内。同时因为禁止获利原则的限制,该信赖利益损害赔偿以履行利益为其最高限额。

  对于违约金的性质,有三种认识,即补偿性、兼有补偿和惩罚双重性质以及惩罚性。[25]本文认为惩罚性是违约金必不可少的属性,首先,如果违约金只有补偿(赔偿)这一属性,那么违约金完全包括在了损害赔偿请求权范围之内,作为合同相对方在违约时守约方的一项损害赔偿请求权,那么违约金制度本身的价值和目的将无法实现。当事人约定违约金,目的在于担保合同依约履行,如果违约金等于损害赔偿,则失去了对潜在违约行为的遏制效用,违约金制度将名存实亡。其次,即使认为违约金可分为补偿性违约金和惩罚性违约金,则补偿性违约金请求权将被损害赔偿请求权吸收,最明显的例证为,《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当事人可以请求增加,换句话说,如果当事人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必然将包含补偿性违约金。相反,该条规定约定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可以请求适当减少,也即违约金可以适当高于损失,一般认为不超过损失的30%,如果不承认违约金的惩罚性质,这30%的违约金请求权该如何解释呢?最后,将违约金分为补偿性违约金和惩罚性违约金,是增加办案成本的做法。因为补偿性违约金以损失为基准,既然需要先计算损失以确定约定的违约金是否合理,何不以计算的损失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直接而高效实现权利呢?

  综上,违约金作为当事人事前约定,与其说该约定是对将来产生的违约损害的估计,不如说是当事人为确保合同依约履行而设置的惩罚性赔偿,用以威慑潜在的违约方。所以说,惩罚性是违约金制度不可缺少的因素。

  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清算组解除合同后,损害赔偿据实计算,违约金不作为破产债权,容易产生管理人解除待履行合同后,违约金一概不能作为破产债权进行申报的认识。但本文认为这样的认识是不妥当的。

  前文已多次述及,管理人解除待履行合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具有违约性质,因此无论违约金是补偿性违约金还是惩罚性违约金,在此场合均因合法性阻却违约责任而不得主张。但并非在任何情形下,债权人均不得主张违约金。

  破产法理论中有一条重要的实体性原则,尊重非破产法规范原则。[26]该原则可以解释为:企业在正常经营过程中由非破产法规范进行调整,若破产法规范过度调整非破产法规范则会导致债务人试图通过申请破产获取不当利益。除非基于特殊的政策考量,原则上不应对非破产法规范进行变动。[27]据此,若在管理人解除待履行合同前,债务人已作出违约行为,此时违约金条款理应适用,该违约责任的承担不受合同解除的影响。例如本文提及的(2020)新民终346号案,债务人在进入破产程序前的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无论债权人此时是否提起了诉讼,其均具有请求权基础,可以不经法院裁判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有另一种观点认为,违约金具有惩罚性质,若要求破产企业承担该部分违约金,则是将该惩罚责任转移到了债务人的全体债权人身上,有违公平。[28]实质上,这种认识违反了破产法理论另一条重要的原则,债权平等原则。[29]债权平等原则要求凡合法成立的债权均应在破产程序中得到同等对待。既然债务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根据合同严守原则,[30]理应由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无论该违约金性质是补偿性还是惩罚性。至于管理人认为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债务人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就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与债权人协商调整违约金或请求人民法院、仲裁机构依法予以调整。

  行文至此需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当事人之间约定因一方破产而导致管理人解除合同应承担违约责任,该约定是否有效?本文观点是该约定无效。理由如下:第一法律规定了管理人解除待履行合同产生损失应当承担的是损害赔偿责任而非违约责任,该约定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第二该约定若有效会加重破产耻辱感,不利于破产法理念的正确传播,不利于市场主体“优胜劣汰”;第三若认为该约定有效,则会严重阻碍管理人正常履行职责,使待履行合同解除制度的目的落空,最终导致债务人财产受损,不符合破产财产保值增值的原则。

  本文通过对损害赔偿性质的分析,得出管理人解除待履行合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不具有违约属性,而是一种事实上的损害赔偿,仅在特殊情况下能构成侵权损害赔偿。因此该损害赔偿的范围以信赖利益赔偿为原则,特殊情况下以维持利益赔偿为补充,违约金不能作为破产债权。但如果债务人在进入破产程序前已作出违约行为,则债务人应当就该违约行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无论该违约责任是赔偿性还是惩罚性,同时承担该违约责任不影响债权人以管理人解除待履行合同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

  【1】陈荣宗:《破产法》,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142页;陈计男:《破产法论》,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129页。

  【2】郑远民:《破产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6-77页。

  【3】该条规定,……(五)清算组解除合同,对方当事人依法或者依照合同约定产生的对债务人可以用货币计算的债权;……以上第(五)项债权以实际损失为计算原则。违约金不作为破产债权,定金不再适用定金罚则。

  【4】王欣新、余艳萍:《论管理人对待履行合同的选择权》。又见兰晓为:《破产法上的待履行合同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97页。

  【5】法释【2002】23号,该条规定的内容为:清算组解除合同,对方当事人依法或者依照合同约定产生的对债务人可以用货币计算的债权时以实际损失为计算原则。违约金不作为破产债权,定金不再适用定金罚则。

  【6】债务人破产免于定金罚则,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3376号;违约金不作为破产债权予以确认,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1289号。

  【8】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0)新民终346号。但该案是债权人因债务人违约,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前就已依据合同约定向债务人主张解除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同样的案例,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湘民终351号,在进入破产前债权人已就解除合同的违约责任申请仲裁并得到仲裁裁决支持,管理人提出过分高于实际损失的违约金不应作为破产债权而被法院否认。

  【10】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119页。

  【11】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129页。

  【12】造成损害的还可能是由于意外事件、不可抗力等,但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13】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775页。

  【14】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71页。

  【15】林宏坚、曾详生:《论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载《法律适用》2010年第9期。

  【16】张新宝:《中国民法典释评(侵权责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

  【17】杨立新、李怡雯:《债权侵权责任认定中的知悉规则与过错要件——(2017)最高法民终181号民事判决书释评》,载《法律适用》2018年第19期。

  【18】王建源:《论债权侵害制度》,载《法律科学》1993年第4期;张淑隽:《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理论问题初探》,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20】杨立新、李怡雯:《债权侵权责任认定中的知悉规则与过错要件——(2017)最高法民终181号民事判决书释评》,载《法律适用》2018年第19期。

  【21】王利民主编:《中国民法典释评(合同编 通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36页。

  【22】程啸:《论未来我国民法典中损害赔偿法的体系建构与完善》,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23】林宏坚、曾祥生:《论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载《法律适用》2010年第9期。

  【24】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784页。

  【26】 许德风:《破产法论——解释与功能比较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

  【27】 许德风:《破产法论——解释与功能比较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2页。

  【29】 许德风:《破产法论——解释与功能比较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3-85页。

  【30】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58页。

  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破产清算与重整专业组负责人。专业领域为公司破产重整与清算、公司自主清算、不良资产处置等。

  个人荣誉:2008 年度“成都市优秀青年律师”、 2013 年度“四川省优秀女律师”、2021年度钱伯斯法律榜单上榜律师。

  社会任职:成都市破产管理人协会副会长、四川省破产管理人协会常务理事、四川省房地产协会并购重组专委会副主任。

  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山东大学法律硕士,破产清算与重整专业律师,办理多起破产清算或重整案件。参与撰写并发表多篇破产法相关论文,分获四川省律师协会破产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论文二等奖、四川省法学会破产法学研究会2020年度优秀征文三等奖、四川省九届破产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2021年度优秀论文评选二等奖、成都市法学会企业破产与重组研究会2021年度学术年会二等奖、成都市律师协会破产法专业委员会2021年度优秀论文评选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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